因此，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和行政機關執(zhí)法過程中舉證責任是緊密相關的。探討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必然在行政執(zhí)法過程的框架下去考察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的舉證責任問題。行政訴訟是對行政執(zhí)法過程中舉證規(guī)則的重新審視。

應進一步完善稅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釋，使得稅法規(guī)定的內容更加明確，使得稅務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有清楚的法律依據(jù)個體工商戶核定征收率。另外在對稅法進行解釋時，要注重解釋立場取向,側重對核稅裁量的制約目標。德國《稅收調整法》規(guī)定：“進行稅收法律解釋時，必須綜合考慮國民思想、稅法的目的、經濟上的意義，以及上述諸多因素的相互關系”。5G這就要求解釋的立場不能僅局限于的稅收利益，還應關注調整對象的經濟關系和相關經濟現(xiàn)象的規(guī)定，這種“經濟觀察法”個體工商戶核定征收率，更有利于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有利于約束核稅裁量。

我國稅收征管法制建設是否完善，稅務行政復議制度和訴訟制度的建立是重要標志之一。為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防止稅務機關的濫用職權，救濟制度的良好運行將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納稅人法制觀念的不斷增強，稅務訴訟案件只會越來越多，目前我國設置的處理稅務訴訟案件部門有可能無法承載日益增多的案件數(shù)量，建議借鑒英、法、美等發(fā)達，設立專門的稅務復議部門和稅務法庭，充分保障納稅人行使手中的救濟權利。

甚至，有的征管人員為了私人利益與納稅人串通一氣，故意隱瞞納稅人真實的經營狀況，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幫助納稅人合法的偷稅、漏稅，而侵害到或納稅人的利益。由于企業(yè)所得稅核定的應納稅所得率有一定的比例范圍，但其劃分的標準不明確，稅務機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納稅人為了達到偷逃稅的目的，與稅務人員進行權錢交易。對于意志不堅定的一部分人員，就可能利用公權力來換取私利，損害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核定征收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當前應關注的問題之一。

行政機關在做出具體行政行為，其首先要考慮的是掌握的證據(jù)是否確鑿，法律、法規(guī)是如何規(guī)定的，自己如果適用是否正確，滿足了以上條件，就可以對行政相對人作出相應的行政決定。行政機關作為公權力機構，為了管控權力的使用，這也就決定了行政機關在行政相對人有異議的情況下，需要證明自己做出的行政行為是合法的，這也是法律對行政機關的要求個體工商戶核定征收率，在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jù)和足夠的證據(jù)時，行政機關不能隨隨便便對公民施加拘束。

誠然個體工商戶核定征收率，對計稅依據(jù)過低的否定有利于實現(xiàn)稅收的公平負擔，但在計稅依據(jù)的確定方面稅收征管機關卻享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權，征稅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該符合立法之本意，在符合立法本意時也要考慮公共利益的滿足。在綜合考慮了相關因素，使做出的征稅行為不違背比例法則、一般的公平觀念，否則易造成權力濫用，稅收法定原則也將變成空口號，納稅人權利將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稅務機關所做出的不合理、顯失公正的征稅行為也應無效或者可撤銷。